第(3/3)页 阁楼依崖就窟而起，下八层为五间六柱大型两角窟檐，檐角上翘，有线脊，下垂风铎(俗称铁马)。第一层正对本窟巨型窟门，第四层和第七层各对洞窟明窗。第九层为八角顶，上竖3米高宝瓶，窟、像即以此顶相覆，三者共融一体。据p．2762《张淮深勋德记》及《宋乾德四年重修北大像记》、1936年《重修千佛洞九层楼碑记》(此碑已毁，仅存录文)记载，武周初建大佛时，楼为四层。晚唐乾符年间(874—879)，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重建，改四层为五层。宋乾德四年(966)沙州归义军节度使、托西大王曹元忠及其妻凉国夫人浔阳翟氏避暑莫高窟，将下两层糟朽梁、柱拆换重建(上三层仍保存原建筑)。清光绪三十四年(1908)，敦煌商民戴奉钰集资重修，改五层为七层。1928年，刘骥德等合莫高窟住持喇嘛易昌恕等重建，改七层为九层，于1935年建成，即今之“九层楼”。[8] 《敦煌九层楼》常书鸿1952102.3x61.5cm 三层楼 一名吴僧统窟，晚唐称吴和尚窟。代表窟之一。建于大中五年至咸通八年(851—867)之间。窟主吴和尚即晚唐河西都僧统洪。覆斗顶中心佛坛型窟。位于莫高窟南区北段底层。其上为第365窟(七佛堂)，顶层为第366窟，三窟窟前倚崖统建三层木构窟檐，即三层楼。 此上下三层洞窟似为吴和尚独力开凿的系列窟。主室为莫高窟面积最大之洞窟。室内马蹄形中心佛坛上，存清代改修之宋塑九身，坛西沿背屏直接窟顶，绘唐及宋画。四壁壁画为重层，表层为西夏时所绘绿底千佛，色调单一，形象如出一模，缺乏生气。1981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整修此窟壁画时，曾发现底层晚唐壁画，该画色彩鲜丽如新，线条清晰，似为某种经变净土说法图中的水榭雕栏，以此可窥未变色的晚唐画之一斑。窟顶为西夏浮塑贴金的团凤四龙藻井，四披为贴金棋格团花图案。甬道两壁绘西夏说法图及供养菩萨，南壁中部嵌清代《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》木碑一方，北壁中部为藏经洞窟门。前室无画。洞窟编号第16～17号，16窟建于唐大中五年至咸通（851～867）间。窟前倚崖统建三层木构窟檐，故俗称“三层楼”，为清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年）王道士主持修建，王道士于16窟甬道北侧发现藏经洞，后编号为第17窟。因此三层楼也是为数不多的窟中窟。[8] 三层楼 藏经洞 莫高窟第17窟，即藏经洞，亦称“鸣沙石室”“敦煌石室”，位于第16窟甬道北壁，建于唐大中五年至咸通三年（851—862）间，原为晚唐河西释门都僧统洪的禅窟，洪逝世后，其下属僧徒或吴姓本家改禅窟为影堂。此窟平面近于方形，覆斗形顶，地面至窟顶高3米，北壁前建长方形禅床式低坛，坛上端坐一身泥塑坐像，为洪高僧像。北壁画二菩提树，枝叶相接，以示洪在菩提树下坐禅。菩提树东侧画一比丘尼，双手捧持对凤团扇；西侧画一近事女，一手持巾，一手执杖。西壁嵌有大中五年洪告身碑一通。窟内因发现数以万计从公元4世纪到11世纪的古代佛经写本、社会文书、绢画、刺绣、法器等文物，故而俗称“藏经洞”。[8] 莫高窟17窟(藏经洞) 清光绪二十六年（即1900年，一说二十五年）五月，道士王圆箓清扫第16窟甬道积沙时，偶然发现甬道北壁有一小窟，据《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》记载：庚子孟夏，新开洞窟偏北，复掘得复洞，内藏释典充宇，铜佛盈座，“见者惊为奇观，闻者传为神物”（《太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志》）。但由于当时清政府的腐败无能，致使出土文物流散至世界各地，其中文献一般估计在5万件以上，文献种类在5000-6000种之间，90%左右是佛教文书，非佛教文书不足10%，包括官府文书、四部书、宗教典籍、社会经济文书、文学作品、启蒙读物等；写本文字除汉文外，还有藏文、于阗文、梵文、回鹘文、粟特文、突厥文、龟兹文等。此外，还有若干铜佛、法器、幡、幢、绢纸画、壁画小样和画具等文物。[8] 对于藏经洞封闭的原因与时间，几十年来众说纷纭。归纳其要者，一为避难说，二为废弃说。 壁画 敦煌石窟艺术内容之一。敦煌石窟是建筑、雕塑、壁画三者结合的立体艺术。壁画指在石窟甬道、四壁及窟顶上所绘的佛画。敦煌石窟崖质属酒泉系砾石岩层，由积沙与卵石沉淀粘结而成。卵石坚硬、金石难琢，沙层疏松、稍碰即落，不适于雕刻。故古人于凿窟之后，在壁顶及墙面抹泥灰涂白粉，令其平整再绘画于上。由于画壁较石刻费工少，易于描绘细节，豆人寸马均可精绘入壁，所以表现佛经内容及时代社会风貌，都较石刻广泛、丰富、详尽．这是敦煌石窟有别于其他石窟的最大特点和独具的优势。从数量上讲，敦煌石窟现存壁画约五万多平方米，最大画幅40余平方米。从时代上讲，自十六国晚期的北凉，到蒙元时代，代代相因，凿窟彩绘，千年不衰。 从内容上讲可分： (1)尊像画。如释迦牟尼佛、弥勒佛、阿弥陀佛、七世佛、三世佛、三身佛、五方佛、十方诸佛、贤劫千佛、观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、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、地藏菩萨、迦叶、阿难、舍利弗、东南西北天王、力士、药叉、天龙八部、罗汉、婆薮仙、梵天、帝释、维摩诘和高僧以及汉密藏密内容的千手千眼观音、千手千钵文殊、不空羂索观音、怖畏金刚、密迹金刚、明王、双身像等单幅画像。这类画像在敦煌石窟各代洞窟中均有大量描绘。 (2)佛传故事画。绘述释迦牟尼佛今世从入胎、出生、成长、出家、苦修、悟道、降魔、成佛以及涅槃等被神化了的传记性连环画。 (3)本生故事画。绘述释迦牟尼佛过去若干世忍辱牺牲、救世救人的善行。如“萨埵太子舍身饲虎”、“尸毗王割肉贸鸽”、“九色鹿本生”、“睒子本生”、“须达拏太子本生”、“毗楞竭梨王本生”、“虔阇尼婆梨王本生”、“月光王本生”等。 莫高窟第257窟九色鹿本生主室西壁 (4)因缘故事画。描述释迦牟尼佛度化众生的事迹。如“沙弥守戒自杀缘”、“微妙比丘尼缘”、“须摩提女缘”、“五百强盗成佛缘”、“难陀出家缘”以及《贤愚经》中多种因缘故事。 (5)汉族神话题材图画。如东王公、西王母、伏羲、女娲、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、开明、飞廉、雷神、礔电、方士、羽人、虺龙九首等．以上(2)到(4)类题材壁画，多绘于早期的北凉、北魏、西魏、北周及隋代洞窟内。 莫高窟第0249窟主室南披顶部中心绘西王母乘凤车 (6)佛教史迹画。描绘佛教传播中的历史人物、事件、佛教圣迹、遗迹和灵异感应事迹以及各种瑞像的画图．如“张骞出使西域”、“释迦浣衣池”、“释迦晒衣石”、佛图澄各种神异故事、“杨都金像”、“石佛浮江”、“隋文帝请昙延法师祈雨”、“尼波罗水火池”、“犍陀罗双身像”、“舍利弗、毗沙门决海”、“张掖西影寺瑞像”、“酒泉郡释迦像”、“圣者刘萨诃事迹”以及“五台山图”、“唐僧取经图”等。据统计这类题材有六十七种之多，从唐初到宋、元的石窟中皆有绘制，以中晚唐、五代最盛。 (7)经变画。是释迦佛所宣讲的佛经的图画。这是敦煌壁画中的最主要部分，入画最多，且贯串于各时代。共三十余种、千余壁，尤以唐至五代为盛。如降魔变、涅槃经变、弥勒经变、维摩诘经变、宝雨经变、阿弥陀经变、药师经变、观无量寿经变、法华经变、观音经变、华严经变、金光明经变、楞伽经变、报恩经变、报父母恩重经变、天请问经变、思益梵天请问经变、金刚经变、劳度叉斗圣变、密严经变、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、炽盛光佛陀罗尼经变、梵网经变、贤愚经变、地藏菩萨与十王厅以及水月观音经变等。 莫高窟第0320窟主室北壁观无量寿经变 (8)供养画。即出资造窟、绘塑佛画佛像的功德主、窟主及其眷属的供养人画像和出行图。供养人身份包括僧尼居士、王公贵胄、高官军将、世家大族、士庶百姓、行人社众、画师塑匠、仆婢倡优、西北各民族民众及国王、王子、中外商旅等，五千余身。如“晋昌郡太守墨离军使乐廷瓌供养像”，“都督夫人太原王氏供养像”，河西和瓜沙节度使张议潮、张淮深、张承奉、曹议金供养像；于阗国王李圣天，于阗太子从连、琮原，于阗公主、甘州回鹘公主供养像；吐蕃持钵僧宜、扫洒尼姑、愿“舍贱从良”的奴婢母女供养像等。出行图如河西节度使张议潮统军出行图、宋国河内郡夫人宋氏出行图、曹议金出行图等。早期供养像多为单身，少有仆从，画面较小，中唐以后，供养人画面渐大，画中除窟主外，眷属、儿孙、仆从乃至亡父母尽皆入画，像身也与人等高，且详书官爵衔位，已有显赫官位家世、以佛窟为家庙的意味。 (9)装饰图案画。绘于窟顶的平棋、藻井，佛龛的龛楣、龛柱、龛沿以及佛像的头光、身光，人物服饰，供桌，地毯，壁画边饰等。纹样有花草、莲荷、枝叶、蔓藤、果实、飞天、化生童子、狮虎、飞马、盘龙、鸟禽、狩猎、火焰、星辰、云气、回纹、矩纹、联珠、菱格等及其组合变化。饰纹多样，色彩绚丽。现代建筑、印染织品、装饰物等每有用为借鉴。由于敦煌壁画延续绘制千年不断，其艺术和内容对研究中国绘画史及古代社会历史，尤其是西北地区历史具有很高的价值。 彩塑 敦煌石窟艺术内容之一。敦煌石窟是建筑、雕塑、壁画三者结合的立体艺术。雕塑是石窟的主体。由于敦煌石窟开凿在砾岩上，所以除了高达二三十米的南大像、北大像为石胎泥塑外，余多为木架结构。其制作过程是：在自然长成的与佛像姿势相近的树枝上，或人工制作成的木架上束以苇草，草外敷粗泥，再敷细泥，压紧抹光塑像成形，再上白粉，最后彩绘，故名彩塑。 第(3/3)页